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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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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訴,能為案件做些什麼?

  • 發布日期:
  • 最後更新日期: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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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訴,能為案件做些什麼? 主任檢察官 陳俊秀 壹、前言 這些年來,不難發現各地檢署仍多存在檢察官排斥加入公訴組的現象。略究其故,發現很明顯並不是因為檢察官們畏苦怕難,畢竟,偵查工作的繁重勞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相對而言,公訴的工作壓力普遍認為較小。以人類趨吉避凶的本能而言,檢察官大公無私的承擔與仗義的表現,固無待言。但是,部分檢察官認為公訴的工作只是照本宣科,缺少努力與表現的空間,無法滿足高級文官對於工作成就感的要求,應該也是造成檢察官排斥加入公訴的重要因素。為此,總希望個人也能為公訴做點什麼,試著揀選些公訴工作可以激發檢察官鬥志的方向與大家共勉,期能略盡棉薄之力。 貳、公訴活動之重點–爭點之評價、突顯及辯論 當前刑事訴訟法有關法庭活動的設計,無疑是以爭點的辯論為中心的。公訴檢察官要在法庭活動中各占擅場,自亦不宜捨此而他求,因而如何在承辦案件中找出爭點(或評價爭點),進而處理爭點(或突顯爭點),以求獲致爭點的解釋權限,實為公訴之重點,以下謹分別略抒己見: 一、找出爭點(評價爭點): (一)事前閱卷: 公訴檢察官宜於收案後,儘速完成初步的審閱卷證工作。大抵須先掌握所收案件牽涉爭點的屬性,進而評估卷內證據的總體價值,以衡量攻防的難易程度。 過去,常聽檢察界的前輩勗勉後進,希望能在埋頭苦幹的結案之餘,也能督促自己一年至少辦出一件能令自己投注心力,又能感到欣慰的案件。說實在的,這種心願在偵查案件中,不免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配 公訴,能為案件做些什麼? 58 合;但在公訴的領域裡,反而相對較為容易達成。 因為在收案之初,就有更多的素材可以提供篩選,先天就比較健全。再者,公訴檢察官在審判期間也有較多的餘裕投入時間、精力,依其個人的興趣及能力,選出特定的案件予以專案級的研究、規劃。 對於被選定的案件,公訴檢察官自當拿出十八般武藝,全力以赴。除了繼續深入審閱卷證的工作,以偵探小說中「安樂椅老人」般敏銳的直覺來分析卷證資料外,為了能在法庭活動中有效的呈現證據資料,循著找出爭點、評價爭點的過程,用以規劃舉證的步驟,期能使案情的真相在法庭上展現出來。 (二)準備程序: 1.在偵查中,被告作為被調查的客體,是以法律並無要求被告須對自己涉犯事實提出辯護的義務。然而,一旦提起公訴,被告既已立於當事人之一方,被告就有共同協助整理爭點之義務。 此時,公訴檢察官允宜利用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過程,迫使被告向法院說明被告一方所主張另一版本的事實,當可有利於公訴檢察官對於被告取得攻擊的機會。 蓋以目前非採「起訴狀一本主義」之刑事訴訟制度下,所有不利於被告的證據,幾乎都已隨卷證移送法院。因而,在審判期間內,最常看到的就是公訴檢察官竭力捍衛已經存在卷證中不利於被告的證據,飽受被告與辯護人攻擊,被迫採取守勢,甚至在被告和證人翻異前供的情況下,每每只剩努力以偵查中的證據都能獲得證據能力為基本要求。 但最佳的防禦就是攻擊,若能有效藉由法院整理爭點之程序,迫使被告說出他所主張的事實,那麼公訴檢察官所面對的攻守情況就會有很大的改善。 雄踞檢察–監督法院篇 59 亦即,公訴檢察官雖仍應就起訴書所載的犯罪事實擔負同樣的舉證責任,但被告要主張無罪(或輕罪)也相對地擔負了必須使法院相信其所主張事實的證明義務,雖然,這與舉證責任不同,學理上稱其為「舉證負擔」或「主觀舉證責任」;如此一來,公訴檢察官就能選擇是否開拓另一個戰場,轉而對被告所主張事實採取攻勢的作為。 常常,我們容易誤會否認和抗辯是同一回事,實則不然,單純的否認,就如消極事實,邏輯上無法舉證證明為偽,因此,只要公訴檢察官所為舉證還存在疑慮時,依罪疑唯輕之原則,既仍有諸多「可能的其他情形」無法否認其可能存在,極易使法院因此判決被告無罪(或輕罪);但若被告提出完整事實來架構他無罪(或輕罪)主張的抗辯時,因為他所為的抗辯已不再是無法證明為偽的命題了,一旦公訴檢察官對此抗辯事實作有效的攻擊後,自然能藉由推翻被告抗辯的事實,進而發生加強法院形成被告有罪的心證。 2.承上所述,對於被告有利之事項,既易使公訴檢察官獲得選擇是否另行開拓戰場、進而達成打擊被告目的之契機,是以有關刑法第57條所規定之諸多量刑前所應審酌的事項,亦可透過找出爭點、評價爭點的過程,進而突顯部分事項做為案件攻防的爭點。 蓋此部分事項,雖然學理上多仍主張應以嚴格之證明方法證明之,但在審判實務上,則多為簡省訴訟程序,每每對於被害人主張其被害情節之嚴重性置之不理,甚至僅憑被告片面所為有利於己之說詞即逕引為判決之依據,以致無法貼切反應犯罪行為之嚴重性,並僅片面觀察被告「在法院前面的犯後態度」,而忽視更應重視的被告「在犯罪被害人面前的犯後態度」。且對於準備程序中請求就刑法第57條等規定進 公訴,能為案件做些什麼? 60 行證據調查之請求,一旦法院所進行之調查有疏漏,因此部分應是法院應依職權進行調查之事項,若未妥適調查,應可構成上訴之理由,如此一來,若確有必要上訴時,亦可增加上訴時可運用之籌碼。 3.對於部分案件,雖然被告對於起訴事實及證據資料均表示無意見,偶而仍會發生法院判決認定之事實逕將原起訴範圍加以限縮之情形。 因而,在行準備程序時,若遇被告在爭點整理時表示均不爭執者,當法院諭知將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前,依法應詢問當事人意見時,公訴檢察官亦宜利用機會表示,若法院判決前一旦發現所認定之事實與起訴範圍有異時,請法院仍改行通常審判程序,以避免此類突襲性裁判。 二、處理爭點(突顯爭點): (一)聲請傳喚證人: 1.首須強調者,國人對於我國訴訟程序上法庭活動的法治教育,極為缺乏。依刑事訴訟法第176條之1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不問何人,於他人之案件,有為證人之義務。」然而對於作證時應盡的義務,所知甚寥,非但無法避免匿、飾、增、減,且對於傳聞、臆測、推論而來的認識,亦難以與「親身經驗」作合宜的區辨,甚而誤以幫人脫罪為人情事故。凡此,都使聲請傳喚證人之前,事先地與證人接觸有其必要性。 然而,礙於審判期間,公訴檢察官並無各種強制處分權,一旦約談的證人拒絕前來,恐亦別無他法。又或擔心證人日後反誣稱公訴檢察官如何威脅利誘等情,約談證人時仍須另有書記官等第三人在場,並加以錄音錄影,除非極為克制,若大量約談的話,以目前公訴組的員額配置,難免無法應付。 雄踞檢察–監督法院篇 61 2.聲請傳喚證人須先設定清楚傳喚該名證人是為釐清那些爭點,而以爭點為中心,來決定傳喚證人順序之有效排列。畢竟,刑事訴訟法第196條設有再行傳喚證人限制之規定。因此,對於具有邏輯上必要的前項爭點、主要事實之釐清有影響之證人,理應排列在前。 對犯罪事實的證明有必要之證人,勇於傳喚,並爭取對釐清爭點有助益之證人為主詰問權,雖然主詰問有不得誘導詰問之限制,但主要常須誘導詰問的事項,其實都已經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1第3項各款予以排除,縱有此外仍須受限制之事項,由於刑事訴訟法第166條第3項尚規定當事人在主詰問、反詰問、覆主詰問、覆反詰問的程序過後,仍得經審判長之許可,更行詰問,若能靈活運用,當能有效彌補主詰問時受限制之不足。 而對於被告或辯護人以敵性證人之理由反對公訴檢察官行主詰問時,當可逕引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規定「應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為由,主張所有對於釐清事實有幫助之證人,均為公訴檢察官之友性證人之理由,堅決主張行主詰問。 且對於原以為被告或其辯護人會聲請傳喚之證人,卻未經聲請者,亦宜補為聲請。 (話雖如此,但審判實務千變萬化,一旦發生傳喚數名證人之期日順序在前之證人未到或遲到,在審判實務上,確也缺乏合宜的理由要求務須按順序進行詰問,併此敘明。) 3.除為避免法院開庭期間,屢屢置被害人意見於不顧,經常造成被害人感受遭到不受尊重與漠視,又僅以被害人作為證明被告犯罪與否而被定位為「證據」,因而對被害人「人性尊嚴」造成損害等弊端;且為使被害人得以其事實經驗為背景做為公訴檢察官的顧 公訴,能為案件做些什麼? 62 問,須善於運用刑事訴訟法第171條第2項之規定,促請法院於審判期日(當然包括傳喚詰問證人之期日,而不限於最後的言詞辯論期日),應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則對於被告或證人所為各種說詞,亦可利用機會(甚至可適時向法院請求短暫的休庭),參考被害人或其家屬之意見,以調整詰問內容。 (二)勘驗: 1.現場履勘: 刑事訴訟法第213條第1款規定得履勘犯罪場所或其他與案情有關係之處所,公訴檢察官宜善用現場履勘之聲請權。畢竟,有些類型的案件,如妨害風化(容留或媒介性交易)、賭博(電玩場或職業賭場)或稅捐稽徵法(酒店、舞廳漏開發票)等案件,只要法院前往履勘,常能形成強而有力之心證,更勝其他舉證。至於其他類型案件,也不乏確能發揮妙用者,例如在被告住處發生性侵害案件者,若能前往履勘(此類型履勘現場,除另有命被害人指認必要者外,可不必命被害人同往,一方面避免觸動被害人傷痛經驗,另方面也可加強事後被害人作證時檢視其真實性),對於被害人所為證詞之真實與否之判斷,頗有助益。 2.勘驗扣案證物: 刑事訴訟法第213條第5款規定勘驗,得檢查與案情有關係之物件。物證的重要性,常在審判實務上受到不當的低估。其實,雖然重要物證的蒐集不易,但物證所能表現的證據價值卻常出人意表。尤其,對於各種舉證上遭遇到困難的案件,不妨再對已扣案,甚至未扣案,而可能對事實證明有所助益的物證再加以審慎檢視,或許就是突破案件瓶頸的關鍵也不無可能。 三、解釋爭點(取得爭點解釋權): 雄踞檢察–監督法院篇 63 調查證據完畢後的論告,是公訴檢察官個人的秀場,不宜輕易棄守或草率為之。首先,公訴檢察官務必自重,畢竟,公訴檢察官這個崗位,是進步的刑事訴訟制度下,公平審判儀式中代表國家行使追訴犯罪的公權力執行者,殊無妄自菲薄的道理。 其次,宜善用先前為取得爭點解釋權所做的各項努力,所謂「守城者以亟傷敵為上」,非但要強調被告前後矛盾或無法自圓其說的各種跡證,也可列舉證人與被告說詞不一致處用以彈劾被告,務求先挫其鋒。 再者,公訴論告並不須像製作結案書類般講究嚴謹、完整,無妨參酌社論般的體裁,利用先前程序中所突顯爭點將問題精簡成少數幾個面向,再援用處理爭點時所取得之成果,善加調和,自然可以旁徵博引、邏輯貫通。 至於論告時所使用言詞,當以口語化,且盡量流暢的方式表達,須能說理明白、推論得宜,務求觸動人心,期能影響法院判決結果。 參、公訴檢察官為犯罪被害人之後盾––代結語: 期待建立一個對犯罪被害人也很友善的審判環境 (一)諸多犯罪被害人在遭遇不幸之後,最常感到無比痛苦的,是加害人不但仍自由地逍遙自在,還經常出沒在被害人生活周邊。 而當暴力或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向司法機關表示被告在犯罪之後,仍然持續不斷以言語或行動在騷擾被害人時,若司法人員只是善意的告知被害人只要被告再有類似的情形,可以依法向警察機關報案尋求保護,這樣程度的保障是否足以協助被害人得以免除恐懼而安居樂業? 對此,雖有一部分人提出修法建議,建議在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中亦建立比照家庭暴力防治法有關保護令 公訴,能為案件做些什麼? 64 之制度;然在相關立法完成之前,恐仍須仰賴實務界依據現行法令靈活操作,期能將問題消弭於無形。 例如:首先善用預防性羈押之聲請;其次,對未予羈押者,則適時加以曉諭被告不得未經法院同意即任意接觸被害人。否則,目前雖認為無羈押之必要,一旦發現被告仍有繼續騷擾被害人之事實時,仍將依法(聲請法院)羈押,藉以加強對被害人之保護。 (二)現行刑事訴訟制度就詰問證人之主體,並非規定一律須由檢察官、辯護人、法院為之;亦允許被告以當事人之身分詰問證人。 此種詰問模式,對於暴力犯罪、性侵害案件(或其他證人與被告間具有如下屬與長官間服從關係者,此處不併贅論),不免令被害人為能實現其所期望之司法正義,被迫選擇承受此種不公平、不友善、不人道,有如制度設計以法律規定之方式對被害人霸凌般的對待方式。 公訴期間,遇有此類案件之被告主張自行詰問被害人時,宜向法院極力說明其不當,促請被告同意由其辯護人代為詰問(若無辯護人時,可將要詰問之爭點、事項轉請法院詢問。又若被告仍不同意法院代為詢問時,亦可聲請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後段規定為被告指定辯護人代為詰問)。 (三)常遇法院為能促成兩造和解時,因無力迫使被告提高賠償金,而對被害人一方過度施壓之情形,宜適時提醒被害人是否願意修正和解條件,其仍有絕對的自主權,且不論是否願意與被告達成和解,法院同樣都會給予尊重,以避免使被害人誤以為不配合法院意見,會對其所期待之判決結果產生不利,而勉強同意和解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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